跋 跋 乐 乐
不久前，东南群岛的帝汶岛亚胆佈亚故乡传来了一则噩耗，竹叔离世了。人走完生命旅程，回归大地，那是自然现象，除了让人感到生命短暂、人生无常外，过了些日子，一切都会重归正常、平静，亲朋好友又开始为各自的生活而忙碌了。但这次气氛稍有点不同，很多年纪相仿的同辈、同乡都有种失落感，感慨万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跋跋乐乐”时期结束后，同夥们都先后离世了，竹叔是硕果僅存的一位亲身经历者。他不但带走了那年代胼手胝足的种种事迹，也挑起了下代晚辈对前辈们以往谋生艰苦的回忆。“跋跋乐乐”(papalele)这个行业指的是“赶集的”，可能源于当地方言。
二战时日军南侵，魔爪也伸到了这个位于澳大利亚北边曾属荷蘭、葡萄牙殖民地的帝汶岛，当时居住市镇的华人纷纷举家逃到乡下山村避难，一般都学当地原住民务农维生。我年幼时也经历过这种田园生活，隐约还记得收成时摘玉米的喜悦，园中熟南瓜发散的香味，也尝过刚翻出土、生鲜茅草根的甜味，确实另有一番景象与乐趣。虽然那时常常有日本宪兵骑着马到村里来巡视，而且每次都把村里的华人召集起来，在我家前面排成一行，接受训话，但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却没有多大的恐惧感。战后乡下华人又纷纷搬回市镇，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年这个位于帝汶岛中心的山城，已经居住了为数不少的华人，一般是国内南来的客家人，而且多数是有亲戚关系的，另外就是二战时从当时的葡属东帝汶逃难过来的，战后就留下了。战后的华人，除了少数仍留在山村定居务农外，一般都靠在市镇做买卖为生。记得当时仍然使用荷兰纸币与铜板及银币，小额的硬币有一分的铜钱、两分半的铜币，五分、一角、一盾的银币、最大的是两盾半；而纸币呢，除了小额的，记得见过五盾的，更大的就不详了。日常买卖的赚头就是这些小零头了，父亲做了一个木箱放在桌下，顶部开一个长窄小洞，凡是铜板、银币全放进去，记得很少会开箱取钱。当时街上会有附近村民挑来镇上兜售的一些农产品，小商家就会收购再转卖赚点钱，但村民也会直接在“巴刹”(传统市场)
出售，
所以这种生意只能算是副业。而一般小本或无本经营的，铁定无法与有资本的在同一地盘竞争做生意，于是兴起了这门赶集的行业。
一夥人结伴，租了商家的卡车，带些商品到别地赶集、做买卖。那时代当地交通不便，山村居民无法把他们的土产带到市镇上销售，只能定期徒步挑担或用马匹驮到地点适中的小镇赶集，出售他们的土产，并就地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虽然集市只有半天功夫，却给山地村民很大的方便，因此这些集市慢慢地变得热闹起来，收成季节买卖活动更繁盛。赶集的给集市注入了经济动力，也给自己创造了谋生的空间。我记得的集市有两处，星期天在“哈里路里”小镇，离市二十几公里，星期三在“峇干”村，三十几公里，属于邻县的小村。那年代父母也是赶集的，所以我对这种生涯记忆犹新。不是赶集的日子父母就在家里缝制一些黑布沙笼(围裙)、肩布袋子(现今的肩包)或简单男装短裤及女上衣(加峇亚)
等，又向市上商家办些峇泽沙笼、生活必需品等，这些货物全装在两个自制木箱中，同时会带上一、二麻袋的干槟榔片在集上零卖(当地人有吃槟榔的习惯)。当年集市没有客栈可宿，赶集的就在集上树下佔个地方或任选个地点雇人搭个临时棚子，或临时租用当地人的棚子，晚间就在棚下睡觉，装货木箱也就是临时床铺了。附近山村小民来赶集的多是当天清早才赶来，而远地的则前一天下午时分就赶来了，所以集日前一天已经有零散的买卖活动了。
集日前两三天，有“包车”的哥兒事先向商家车主包租卡车，然后再联络这些赶集的，看看谁要搭他的车赴集，再估计每人凑多少车费，另根据所带的货物件数收费。当年愿意出租供人赶集的卡车可不是一般的好卡车
，因道路难走，得过夜，回程又一定超载，车主不愿出租或故意提高车费，因此租得到的仅是那些行走缓慢、随时会抛锚的无蓬老爷卡车。当年的卡车都是用双手转动曲杆来发动的，有时转动了半天，人都筋疲力尽了，老爷车仍然还不能启动，要靠众人推动，因此预定行程虽为兩天一夜，有时也会多呆半夜。雨季赶集更辛苦，途中遇到河水高涨，车子不能渡河，只得在河旁等待甚至过夜，等到河水稍退卡车能摇摇晃晃过河后才能继续行程。雨季有些泥路湿滑，木桥易坍塌，故偶而也有翻车的事，所幸都没有造成重大伤亡，因每遇这种难行状况，人都会自动下车走路或自行过桥，等卡车过了才再上车。有时车轮陷入泥泞中，虽然车轮在快速转动却完全不能前进，甚至越陷越深，随车的只得砍些树枝来垫底，甚至用铁链把车轮捆绑起来，增加阻力，设法脱困，而最常用的方法是大家同心协力用经常必备的绳索把车子拖拉出来。记得当年有一位懂车子的当地人，人称阿葛先生的，他把郊外日军废弃的军用卡车弄回来，再七拼八凑，居然拼出了一辆能走动的卡车，而且车厢较长，装载量较大，他这辆七巧板卡车，虽然问题多多，故障频频，走走停停，完全不能保障能定时到达目的地，却是为当代赶集的立了汗马功劳，他们对它又恨又爱。当雨季来临无车愿意出动时，只有阿葛先生自告奋勇愿意开着卡车送大家去赶集，当然他也收车费，但较便宜也不斤斤计较，大家还不是为了一家的温饱而相互将就并相依为命吗？
车子有着落了，父母除了准备货物，母亲还得为小毛头们准备食物。父母离家赶集，把孩子们留在家里，谁来管他们的伙食？最简单的作法就是先备好能伴饭的肉、菜。平时母亲会把猪肉切成块，加适量的水，文火慢熬至熟透出油，冷却后连油带肉块全装进小瓮中，装得满满的，俗称“
澳门猪肉”，想吃的时候只要把肉块挖出来，热一热就行了；或者直接把带油的肉块埋进热饭里再加些盐搅拌，猪油融化了，米饭泛着油光，吃起来香喷喷的。另外家里也经常备有牛肉干，鱼干等，只要煎、烤熟了就是下饭的好料。至于煮饭、煮粥、煮开水，已经是轻驾就熟，孩子们早会自理，甚至晚上如何点煤油气灯、关好门窗，都已吩咐妥当；该上学的会自动上学，自动做功课。这些磨练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日后不会事事依赖人。
第二天下午，赶集的父母回家了，那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父母从集上买来的土产、水果、活猪...
...,
表示明后天会忙碌一阵子了。一般都是先把土产收集起来，数量多了会有本市或别地的商家派人来收购，商家再把土产寄到锡江或泗水。当年收来的土产有罗望子、绿豆、白米、白蒜、玉米、檀香木、牛肉干、牛皮、
木薯干、蜜蜂生腊、水果、山椒、石栗、猪只等等；而处理这些土产也成了孩子们应参与的工作。如当天因卡车途中抛锚或其他原因而父母未能依时回家，孩子们就会焦急地到处打听状况，最后也只能耐心等待。归途中的父母何尝不心急如焚？起码会担心这两天自己不在家时，孩子們会闯什么祸，会不会生病，是否吃得饱、有没有逃学旷课等等。说来奇怪，就记忆所及，我们兄弟姐妹似乎是天养的，父母不在家时没生过什么病，除了一般小孩的调皮外，也没出过什么乱子。
想当年“跋跋乐乐”这种生涯，表面上似乎只是一些人为家计而不得不去打拼，实际上却为村镇经济交流打造了基础，也让底层民生有了保障。这些集市规模越来越大，交易种类也日益复杂，参加这个行列的越来越多，同业之间也产生了竞争，有人就会雇用帮手，让帮手们带了钱、称头、麻袋到远离集市的适当地点(四面八方村民赶集时所必经之路)去“截货”，抢先机买下村民带来的土产，当然免不了在价钱上也会有竞争，得益的当然是山地村民，这不就是现代的自由经济竞争的缩影吗？遇上假期我也会跟着去赶集，晚间在树下露天睡觉也不是怪事，蒙上沙笼就得了;
虽然从家里会带些食物，但吃集上买来的烤大番芋(很大，二、三公斤重，烧烤熟了，象一块碳黑色大石头，
掰开后，里边的肉雪白、甜美，用鲜牛奶伴着下肚，真一大享受)、玉米，吞个生鸡蛋，喝些蜂蜜，吃些能填饱肚子的水果也算一餐了，学到的教训就是人在外一切只能“将就”而不能“讲究。但集日当天卖槟榔的活儿却是蛮期待的，只要把麻袋口打开，就可以一边用牛油罐作为量斗盛槟榔，一边收钱、找钱，几个钟头后一、二麻袋的槟榔都卖光了，有一种成就感。如果不是特别忙，就可以随处逛一下，看看山里人都带来了些什么。当年的集日虽是以买卖为主，也给散居各山地亲人老友会晤的机会，很多人仅是为凑热闹而赶集的，因此处处可以见到村人悠闲地围坐一起话家常、叙旧或喝棕榈树酒取乐，处处发散着浓浓的乡土味，人情味也很重。华人与当地人和平融洽相处，自由买卖，互惠互利，各取所得，早都落实了现代人所谓的双赢或所鼓吹的融入主流。
“跋跋乐乐”这夥人为生计而奔波，而当时无可靠职业的人都会走这条路，虽然被一些势利的人瞧不起(传统的封建思想)，那是现实社会的弊病，但他们自力更生，不但养活了家人，还让孩子们有机会读书、升学。后来市镇乡村的交通日渐发达了，人来人往日益方便，物流畅通，山地村民不需带者土产到集市或镇上去卖，当地就有人收购，“跋跋乐乐”这个行业也逐渐没落、结束了，只留下苦乐参半的往事让后人去追忆，同时缅怀先人谋生的艰辛及对乡村经济发展的贡献与苦勞。
-
践踏了无辜的野草棘伤了双双脚尖留下饱受蹂躏的痕迹蜿蜒在前方地平线静静躺在无情的脚下任由寻梦者奔向前谁狠心踏出了第一步白云悠悠问苍天
刊登于 新加坡 新世纪文艺 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