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生涯

    我的翻译生涯

(一) 避难

  我1939年出生于现今印尼东南群岛省帝汶岛(Timor)亚胆佈亚(Atambua)。 二次大战日军南侵时期，与弟弟随父母逃到山村避难，记得那是山地一山村Oenali (噢呃纳里)，是当地原住民的村子，村民愿意接纳避难的华人，共体时艰，真是难得，证实那年代华人与当地人能和平共处。那个小村有十几家华人，都是有亲属关系的，简单的住宅在斜坡上一字排开，大家聚居一起，可以互相照顾。当时家家务农维持生计，而农园就在村后河边不远的山坡上，每天我们一家人前往园地照顾农作物。园中依季节轮流种植玉米、木薯、地瓜和其他瓜类。对我们小孩来说，收割时充满了喜悦与乐趣，根本就不知战争的苦难，反而对田园生活留有一些甜蜜的回忆。就记忆所及，小村时有日军宪兵骑着马来巡查，村里有人敲锣、大声呼喊，召集附近田园里的华人家长集合，在我家门前排队训话(我家位于坡顶第一家，前有空地)。我们小孩不懂事，故对当时的状况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心理。
 当时我们小孩都没机会上学，记得每当月明时，所有小孩聚集我家门前空地上，由先父用客家话教唱：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 ....., 这算是我们小孩启蒙教育吧。我们家平日用三种语言沟通，与母亲说印尼语，与父亲说客家话，和当地人说方言。所以我家已经习惯使用多种语言沟通。日军投降后，全村华人又陆续搬回亚胆佈亚居住， 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 小 学

  

  二战前，当地原有一间中华学校(称为学堂)，因战乱而废弃，战后经过当地华社的筹谋，同心协力重整旗鼓 ，重新开办了“中华学校”，门牌上的“中华学校”还是于右任老前辈的题字呢。很幸运，我们一般学龄的孩子有书可读了，当然其中一些年纪较大的也只得与小弟、小妹们同级上课。当时的老师资历深，是第一代出洋的先生，虽然以客家话授课，学子一样受益匪浅。还记得，当年幼稚班学生第一册国语课本是学单字，依序是：牛、羊、草、花、树、鸟、门、窗.......。相信仍有一些人记得。所以我会写的第一个中文字是：牛。学生在石板上整齐画上方格子，用石笔一撇、一横、一竖地写。写完，用海绵块沾水擦掉，又是空板，继续用来做作业，不需买纸笔。

   小学时期，我特爱好看书。每次游戏时间，不太参加游戏，而躲在教室里翻阅高年级学生的课本，非常想看图画和其内容。当时因缺乏老师，所以同一教室会有不同年级的学生相邻而坐，让我有机会窥视他们的课本。学校里图书室的书籍，只要看得懂的，差不多都看过了，名副其实的书虫。学校办有“心声壁报”，凡学生作文优秀的就上报。五、六年级吧，我生平第一次有一篇作文《我的志愿》上壁报了，当时所感受到的殊荣，笔墨难以形容，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次的经验与激发，也许就是后来我喜欢写文章投稿的原始动力吧。1953年6月13日在中华小学毕业，领得一张毕业证书。

(三) 初 中

   小学毕业后，当地没有中学，要升学就得过海到爪哇岛的巴城(Batavia, 现在的雅加达)或泗水（Surabaya）,或苏拉威西岛的锡江(Makassar)去。战后的一般家庭经济条件差，要到异地升学谈何容易？无法升学的就踏入社会打拼了。我算是幸运的，经过父母与锡江的舅父商量后，决定送我到锡江升学,在家里这算是大事啦。当年六月搭来往锡江及东南群岛各港口间的KPM(荷兰皇家航运公司)的 Gen. Van Speek 号货轮前往锡江,当时船上有表哥陈亮宏(Tan Leong Fen)照顾，他已经在南洋中学唸初中三了。除了第一次亲历大海的惊涛骇浪洗礼外，一切都算顺利。船靠锡江码头后，有詹惠祥舅父(Tjam Fie Seong)在码头接船。

  这次搭船过海算是生平第一次离家，也开了眼界，即当时客家人常说的，“去看大蛇痾（拉）屎”。单就船靠码头时的熙熙攘攘情况，就让人如置身另一世界。当时有卖冰棍小贩上船兜售红豆冰棍，炎热天气下冒着冷气，别人都买来吃，我山里人没见过，所以不敢尝试（一笑） 。下船后，舅父安排搭三轮车回舅父家。第一次踏上大城市 ，沿路上一切都是新鲜的，目不暇给，不同的语言、服装 、族群，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受。舅父家境清寒，在某公司任簿记员，住的是当地简单租屋，比我家乡老家还差，但求学心切，我很快就适应了，而且万分感激舅父愿意收容，让我有机会升学。

  在南洋中学(初中分男、女校)报名、考试被录取后，就正式上课了。在家乡唸小学时用客家话，南中的老师却是地道的北京来的老师（天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当然一时很难适应。但除了语言沟通有困难外，认、写方面完全没问题，所以没多大影响学习。一个学期后就能应付了。求学的三年里，在舅父家除了做功课外还得帮些家务，因在家时已经习惯帮做家务，所以没有任何困难。

  当时南洋中学替喜爱阅读的学生订阅香港出版的《中国学生周报》。我喜欢阅读，所以也订了一份。周报有一特色，为了鼓励学生写作、投稿，凡稿件被采用后，有稿费可领，每百字若干港元(实际数目忘了)。当时的稿费最少可以抵消订报费，文字长的，还有多余的钱用来购买书籍，太棒了。于是我开始经常投稿。记得有一次写了一篇《帝汶岛的土人》，笔名春风，发表后领得可观的稿费，于是捐出一部分买一个足球给班上爱好玩足球的同学。当时学校里有几个班足球队，常常举行班际比赛，在午后大热天到市中心的球场比赛，不亦乐乎。

 

(四) 高中

  1956年中初中毕业，毕业时名列前茅。回家乡后，父母打算让我停学，因为家中还有七个弟妹要读书(当时幺妹未出生)。但遭到很多当地父老反对，认为这个孩子会读书，应该让他继续升读高中。就这样，我再次到锡江在南中唸高中。唸高中时，因家里负担沉重，而继续读书的机会也得来不易，故全心努力向学，也住学校宿舍，开始了另一段求学生涯。

  南中的高中男女同校。我在高中部念了一年半，因种种客观原因，包括学校关闭宿舍，就转到爪哇岛泗水(Surabaya)市联合中学插班念高二下。联中所用的课本与南中的大致相同 ，所以容易适应。后因国内政治因素，1958年10月28日泗水联合中学被政府封闭、接管。学校考虑到高三学生的出路，决定为高三的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我们这些政治的牺牲品就这样被迫毕业了。

  离校后，在泗水待了一阵子，跟几位同学在某私立大学唸英文系，不久因种种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就放弃了。我小学在亚胆佈亚中华小学毕业，初中在锡江南洋中学毕业，高中一年半在南洋中学，一年在泗水联合中学。这就是我的正式教育。封校后到锡江办理外侨居民迁移手续，并等船回帝汶岛老家，一等就是几个月。1959年9月终于回到了老家，开始了踏入社会的生活。

                            (五)踏入社会

   当时的亚胆佈亚有华人成立的中华总会，专门为当地外籍华人服务，也成为华人与政府间的桥梁，帮助当地政府传达各项有关外侨华人的政令，办理各项准证手续，登记等。当时总会有一位郭朝添秘书，因有意另谋高就，所以会长在物色新人来接任，我就这么巧的“自投罗罔”了，虽然当时心有不甘，一心还想到泗水谋出路，可是因家境关系，又还有几位弟妹要读书，加上父母、亲友的劝说，只得面对现实，留下来任总会秘书处秘书。

  新人上任，开始接班工作。秘书处的工作一般都是文书工作。政府机关送来的公文、通告等，一般华人看不懂，应将之摘译成中文，然后派人送到家家户户去传阅。这就是我正式接触印、中文翻译的开始，因而对政府公文的格式、内容等有了基本的认识。甚至当地的民事登录局长(也是县秘书)请我代为华人的出生、死亡、结婚证打字，局长查阅无误后签署，这是义务的，不过让我得到了宝贵的经验，知道正式公文是怎么回事，连一个逗点都马虎不得。当年有华人打离婚官司的，有一些中文文书需要翻译成印尼文作为法庭上证据，我责无旁贷，这算是第一次具有法律效力的翻译，也与翻译工作结了缘。
 值得一提的，当时也赶上了因十号法令引发的归国浪潮，总会协办的归国手续，安置外地来亚胆布亚集合的归国华侨工作等，又是一大磨练的机会。在中华总会服务了两年左右，因种种原因，就是现在所谓的代沟因素吧，离开了总会。以后的日子里，虽专心在家开设中文家教，我仍然义务为总会服务，所以事实上没有脱离文书与翻译的工作。

  1963年初，终于有机会脱身，离开家乡重回泗水打天下。当初的外籍华人处境可谓困难重重，处处受限制，又因没有靠山，一切仅靠自己闯。曾花了三年的时间在海上来来往往学做生意，除了体会到人应该有海阔天空般的胸怀，并养成了敢于面对惊风骇浪的精神外，毫无物质上的收获。1965年末国内政局大动荡，外侨来往各地甚不方便，安全也没保障，次年决定结束这种海上谋生的生涯，定居泗水。

 新秩序时代，禁止华文书籍公开流通，但也有人有办法走私进来，因此价格昂贵，但因為爱书，仍然舍得购买，特别是当年香港出版的中文版《读者文摘》，更是爱不释手，原因是文摘的文章很多是外语翻译过来的，但阅读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是翻译的，就象是华人写的文章一样，对编译的翻译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爱好阅读的习惯，至今未改。这个爱好也激发了我写作的意愿。但在泗水唸高中时，虽有几家华文报，反而没有投稿。后来泗水发行《友谊报》，偶尔才会投稿。

 

(六) 走上翻译之路

  以后的日子，直至成家，可说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改了几种行业，经营男成衣小店铺、家庭制衣业，但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材料，都没什么成绩。后来代办汽车零部件，却让我熟悉了零部件的英文、印尼文名称。间中也做一些翻译工作，如翻译当时流行的香港、台湾的武侠、爱情电视连续剧，在影片上加入印尼文字幕，一共完成了多少部连续剧，都记不清了。这个工作让我的翻译技巧大进，也熟悉了不少宗教、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词汇。这些对我日后的正式翻译工作都有很大的助益。后来也受人之托，翻译了台湾青海无上师有关佛教的问答录，台湾兰花培养基繁殖方法。近几年来还翻译过企业家的著作，某姓家谱等。

  1994年，是另一重要转折点。当年华语文开始普遍受到重视，虽政府明令规定不得公开传授华语文，但私下对华语文的家教管制略为放宽，只是会受到一些贪官的乘机压榨。这年开始，我就开始投入华语文教学行列。为了避免受到干扰及被控违法，1997年和几位同仁到雅加达参加政府授权Dharma Persada 大学承办的实用中文培训班，考取了执教中文证书。从此凡家教、语文补习班、大学的语文进修班都可公开授课了。因而曾在WEBB外语学院、LP3I职校、Stikom高等电脑学校、 ITS大学(2002-2008)的中文进修班教实用中文。此外仍然替当年的WEBB翻译所翻译文件。翻译的文件包括：准证、合同、机器、化工、医疗和民政文件等。同时也和张蝶利老师共同担任泗水印尼文雷达日报(Radar Surabaya) 《东方之窗》双语专栏的编译(2002-2011)。

  随着外资投资的开放，众多外国企业家来东爪哇投资设厂，省政府每年也需要制作双语宣传片等等，皆需要中、印文翻译，工作就比较繁忙，因为无人可以帮助，只得靠自己翻译。2007年得到大学、报社、翻译公会、公证人、企业家等的推荐，依法向东爪哇省长申请正式翻译员准证而成为东爪哇第一位获得政府承认的中、印文翻译准证的翻译员。

  或许大家以为翻译员只是翻译文件，其实有时候也得在法庭上，政府机关如移民局、警局，公证处替外籍人士作口头或书面上的翻译。这类翻译事关重大，关系到当事人的权益，而且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马虎不得。翻译工作是极需仔细与耐心的工作，有时为了查证某一个词的真正含义，所表达的言外之意，所衍生的法律后果 ，需要查阅几本不同文字的词典作为参考，相互对照查证。有些专业用词，更不是一般词典所收录的。这些年来我前后收集了上下百多本的、各种文字的词典，有点夸张吧？此外，为了充实自己，我每天看两份报纸，中文与印尼文的，也观看两种语言的电视。唯有这样才能增广见闻，赶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同时尽力收集、了解不断增加的新词汇。 

   前面提过，我收集了很多新、旧词典，中文的、印尼文的、英文的、荷兰文的、拉丁文的、爪哇方言的，属一般的，专业的，如法律、经济、工业、化学、药物、植物等等。印尼语文也是生气勃勃、不断发展的语文，随着各领域的发展步伐，一直吸收外来词汇并加以印尼化，成为通用印尼文，如果一个人不设法跟上，就脱节了。但有些年代久远的文件，特别是荷印时代的文件所采用的词汇，荷兰文色彩甚浓，一些词汇是没有收录到现代新词典的，这时旧年代出版的词典就派上用场了。虽然现代网络一日千里，都说啥都能上网查阅，其实并非那么简单。负责任的翻译员不能偷工减料,敷衍塞责。

 虽然工作繁忙，我仍然会抽空涂涂写写，投到泗水千岛日报。这要感谢时任千岛日报副刊编辑的白衣人学长，在某次校友联欢会上，他鼓励我投稿，从此欲罢不能，只得走下去。情系群岛网志中与翻译有关的是《印尼通俗谚语》、《智慧之窗》 。

印尼泗水，2018年12月6日

1953年6月小学毕业班师生与家长合影